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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代表王殊与西德代表草签中德建交公报

中国代表王殊与西德代表草签中德建交公报

    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苏同盟从破裂走向公开对抗,由于民主德国冷战中地位的特殊性,尤其是民主德国和苏联的复杂矛盾,中国对民主德国采取了“区别对待政策”。对民主德国而言,中国这一根据苏东阵营各国和苏联关系的紧密度,对其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是为了加深民主德国与苏联的矛盾,最终达到削弱苏联势力的作用。而为了获取现实外交和经贸利益,民主德国在保持同中国合作关系的同时又在意识形态领域继续对抗。①由于对联邦德国实行在国际上围困民主德国的政策非常不利,“区别对待政策”事实上与60年代中期毛泽东提出的“两个中间地带”理论产生了矛盾,恶化了中国同联邦德国的关系。〖JP+2〗联邦德国外交部部长格哈德·施罗德曾公开指责中国的德国政策,认为“(中国)利用西德重新统一政策的困难,来煽动一些有着传统友谊的国家反对西德,在考虑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前,必须回复到现实主义”。这种特殊关系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初期,“文革”的爆发使中国外交政策逐渐模糊了曾多次强调的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的区别,原先对东欧和苏联的“区别对待政策”也受到重创。两国在一系列问题上产生了激烈矛盾。

    美国威尔逊中心高级研究员舍费尔曾对这一时期中国与两个德国的关系有过论述,但对民主德国对华政策的发展、演变、渠道及其对中国与联邦德国关系的影响缺乏探讨。因此也难以解释为何中国对两德的态度会在1972年初发生巨大转变等重要问题。本文在利用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以下简称统社党)、外交部及国安部门档案的基础上,结合联邦德国、苏联、中国、华约已解密的档案文献,以及相关当事人的回忆录,对上述问题进行考察。

    

    阻止联邦德国同中国的接近,是民主德国为了追求在冷战对抗中获得优势地位的重要手段,也是同联邦德国竞争的需要。民主德国驻华大使比尔巴赫在1968年3月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和中国的经贸往来给民主德国带来了很多好处,符合国家利益,尤其是“在西德同中国经贸关系迅速发展的情况下”。1968年秋季广交会上,联邦德国代表团的人数位列第二位。“西德商人对广交会上的成就非常满意,他们签署了大量的光学器材订单”,但让民主德国观察人员眼红的是,“广交会的产品目录只提供给资本主义国家的厂商”,“个别特殊商品只在会议室展出,而东德人士却不被允许进入”。民主德国认为,除了经济上的考虑,中国发展同联邦德国的关系主要是为了利用联邦德国反苏的态度,分化联邦德国和美国的关系并以此向民主德国和苏联施压。双方此时正式建交的时机还不成熟,现在“东德需要竭尽全力去制止西德同中国任何可能的和解”。

    实际上,正如民主德国估计的那样,此时联邦德国和中国的关系并未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1968年12月26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同联邦德国德通社记者巴格曼进行了谈话。联邦德国外交部虽要求巴格曼试探中国对联邦德国的政策是否或正在发生变化,但对双方关系进一步发展却不抱太大希望。在与苏联发展关系之前,联邦德国并不希望和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就有利于民主德国同中国关系的重启。

    1969年伊始,苏联隐瞒民主德国统社党和政府,由安德罗波夫挂帅同社会民主党(以下简称社民党)首脑勃兰特及其心腹巴尔进行了一系列事关东西方缓和前程的“秘密渠道”会谈。3月17日,在布达佩斯召开的华约国家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华约国家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1956~1990年间断续召开了23次,参加者是华约各国党和政府的最高首脑。)发表了“布达佩斯宣言”,要求承认民主德国现有边境和民主德国的存在。西柏林不属于联邦德国,但处于一种特殊状态。

    为了团结苏联,民主德国开展了对中国和联邦德国的批判。1969年3月中下旬,《新德意志报》连续发表文章,将联邦德国同中国在中苏边境上的行动联系起来,认为社民党同北京保持着秘密关系。此举既是为了提醒苏联不要发展同联邦德国和社民党的关系,也是出于反对联邦德国和中国接近的需要。民主德国外交部副部长费舍尔在5月给驻华大使馆的一份指示中指出,“今后在跟中方谈话时,应该询问有关'波恩-北京轴心'的问题,并要求其公开反对西德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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